这40年,山西没有了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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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陈为人先生的山西作家传记系列，感触颇深。

陈为人先生在《涸辙之鲋是精神困境的隐喻》（见《歪批诸子》，陈为人著，三晋出版社，年12月第1版）这篇文章中把山西作家所遭遇到的困境称为“涸辙”。这个词来自于《庄子》的一则成语故事——“涸辙之鲋”，意思是说这些作家就像已经干涸的车辙沟里的小鱼，急需一大桶水来把他们救活过来。

用“涸辙”来比喻当前的山西，我觉得既新奇又贴切，意蕴无限。

翻开一部山西的改革开放史，山西的人才培养大概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从改革开放春潮涌动到现在的40年里，山西的经济发展水平一再下跌，山西本土没能培养出一位像马云、马化腾、王健林这样国家级甚至是世界级的企业家，山西也没有出现一家让世人刮目的大型现代化企业。

从改革开放春潮涌动到现在的40年里，山西的教育发展水平直线跌落，原来曾是“第三国立大学”的山西大学已经沦落到了中国大学百名排行榜的最后一位。其他山西省立大学更是连位排名都进不去。山西本土甚至没能产出一位在全国有绝对知名度的文化学者和专家教授。

从改革开放春潮涌动到现在的40年里，山西的文学水平也一降再降，山西文学大省的地位不再，赵树理的政治小说已成昨日红花，当山东出了莫言，河南出了二月河、阎连科，陕西出了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的时候，山西文学人只能以毫无含金量的几个所谓奖杯聊以自慰。……

包括科技、农业、体育等，山西的各行各业，山西的各条战线，在这40年里，真的就没有培养出一位全国性的领军人物，年源源不断、层出不穷的山西才杰文脉竟在此枯竭断流！甚至就连山西本土的父母官都被娘子关那巍峨高耸的城楼阻断了升迁之路——山西从建国后的第一任省委书记、省长程子华到年调走的第十五任省委书记王儒林和第十九任省长李小鹏（含“文革”期间三任省革委会主任），除程子华后来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外，其余14任省委书记和18任省长竟没有一位能够在离任山西省委书记和山西省长的位子后再高升一步的。这个现象在不包含港澳台的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是唯一的。

但另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山西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产生国家政要最多的省份之一。网上流传有一篇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省（市、自治区）政要籍贯最新统计排名》的文章。该文统计了包括历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纪委、中顾委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以及担任过副省部级领导职务和明确享受副省部级待遇的政界人士。截止年2月10日，在这个榜单排在前8位的分别是：

第一名山东省，共人；

第二名江苏省，共人；

第三名河北省，共人；

第四名浙江省，共人；

第五名湖南省，共人；

第六名山西省，共人；

第七名河南省，共人；

第八名陕西省，共人。

看这个榜单，山西仅排在第六位。但如果就这个榜单，按千人产出比来排位的话，榜单立刻就变成了这样：

第一名山西省，总人口.00万人（年，下同），产出比是0.‰；

第二名浙江省，总人口.00万，产出比是0.‰；

第三名河北省，总人口.00万，产出比是0.‰；

第四名江苏省，总人口.00万，产出比是0.‰；

第五名陕西省，总人口.00万，产出比是0.‰。

第六名山东省，总人口.00万，产出比是0.‰；

第七名湖南省，总人口.00万，产出比是0.‰；

第八名河南省，总人口.00万，产出比是0.‰。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榜单上的第二名浙江省和第四名江苏省所统计到的政要，有相当一部分是民主党派人士、知名专家、学者和实业家，名誉性职位居多。譬如浙江省的马叙伦、厉无畏、安子介、孙孚凌、严济慈、苏步青、童第周等，江苏省的叶圣陶、史良、华罗庚、许嘉璐、吴阶平、茅以升、周培源、荣毅仁等。如果刨除这个因素，山西政要在全国各省市里的人均产出比，绝对是压倒元白，遥遥领先。

山西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是，山西是全国著名劳模、先进单位和个人等典型的生产大省。

早在上世纪40年代上半叶大生产运动时期，山西的各抗日根据地就涌现出了一大批具备后来新中国意义上的劳动模范，如平定县的赵贵、灵丘县的王海、盂县的赵忠、平顺县的李顺达、武乡县的李马宝、长治县的李有成、古县的赵金林、沁水县的殷望月等，这其中以李顺达最为出名。李顺达早在年2月就响应边区政府的号召，成立了全国较早一批的农业劳动互助组。年，李顺达又带头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中国当时最为著名的“劳动模范”。

李顺达在西沟村的搭档和接班人申纪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但继李顺达之后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而且成为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第一届至第十二届的全国人大代表。截止年3月，88岁的申纪兰已经连续51次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目神州大地，能够“红颜不老、青春永驻”者，无出其右。

陈永贵是上世纪60年代山西涌现出来的另一批劳模中最突出、最耀眼的一位，他亲手“缔造”的大寨那个小山村，一度成为中国农村高高飘扬的唯一一面旗帜，甚至成为全国各界人士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前往朝拜的“圣地”。

年陈永贵上调北京后，陈永贵的助手郭凤莲以26岁之龄接班大寨。郭凤莲也在继陈永贵之后成为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另一个标志性人物。

“山西造”劳模和英雄人物，不仅是在农业战线上，在其他领域也是当仁不让，各领风骚。如被毛泽东主席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如闻名全国冶金系统的“爆破能手”李双良，如被称为“新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典型代表”的栾弗，等等。

“山西造”劳模和英雄人物，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是，他们后来都变成了政治典型，成了世人瞩目的明星官员。这一点，在农业战线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

如，李顺达先后被选为中共第八、九、十大代表，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全国人大第一届到第三届代表。历任中共平顺县委书记、晋东南地委副书记、书记；

申纪兰官至山西省妇联主任、长治市人大副主任；

陈永贵则从一个小小的大寨党支部书记，几年间就以火箭般的速度蹿升至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放眼天下，空前绝后；

同样是以劳模出名的郭凤莲，也成了政坛的宠儿，她先后出任大寨公社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昔阳县委副书记，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年当选为中共十一大代表，中央候补委员，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年、年连续当选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

任何现象的产生都有它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山西能涌现出睥睨天下的一众政要和“劳模”典型人物，是和抗日战争时期，山西作为中共三大抗日根据地的特殊历史分不开的。平型关大捷在这里打响，八路军在这里发展壮大，“土改”运动在这里起步，农业劳动互助组在这里诞生，另外，薄一波领导的牺盟会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是当年华北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抗日力量，也与此有关。

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走向全国，夺取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这里走出来的政要大多经历了这段光荣的革命历史。而由这里培育出来的各级战斗英雄人物、劳动模范人物，在风起云涌的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的几十年间，都是中国共产党推行其路线和方针政策所必须树立的榜样和典型，因而有着率先垂范全国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由于时代和个体经历等特殊因素，风云全国的“山西造”政要、劳模和英雄人物身上，有个共同的缺陷是学历不高。上过大学的寥寥无几，出过国留过学的更是凤毛麟角。山西政要的三个代表人物，彭真的最高学历是太原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毕业，薄一波是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毕业，程子华虽然考入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但在校学习时间还不到1年。

“山西造”劳模三个代表人物李顺达、陈永贵和申纪兰，则连小学文化程度都谈不上，他们都是在成年以后才进入脱盲识字班，勉强念了几天书，识了几个字。

山西能于无形之中晋身为官员大省，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山西有太多的央企，譬如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平朔煤炭工业公司、阳城国际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山西铝厂等。

这些央企由于直属中央统管，又地处政治氛围比较浓厚的山西，所以就被赋予了双重政治思维的特点，这里也因此成了山西造官员输出的重要源头之一，到目前为止，从这里至少已经走出了三位省委书记和一位正国级领导。

也许正是由于以上错综复杂的各种原因，山西从一开始就被注入了单向的“官本位”思想因子。从领导到群众，从工人至农民，从部队战士到知识分子，无不被这种思维模式所牢牢控制。

在建国前28年“革命一片红”的年代里，山西以“听话”的劳模形象，“冲锋陷阵”，享尽无限风光。但到了需要打破禁忌、打破堡垒，需要有新思维、新思想、新事物出现的改革开放年代里，这个政治大省就显示出了其窘迫的一面……

有一个调侃山西人的段子早在上世纪末就曾在坊间疯狂流传：“不到深圳，不知道自己的钱有多少；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的官有多大；不到上海，不知道自己有多土；不到山西，不知道自己的马列水平有多高……”

毫无疑问，山西曾经赖以自豪的革命思维、方向思维，在其他兄弟省市人的眼里早已变成了封闭、保守和落后的代名词，也变成了山西人向前迈进的桎梏和绊脚石。

其实，山西并不是没有人才，只是在山西成不了才，一旦出离山西，很快就能喷薄而出，红遍神州大地。这点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年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譬如，著名的百度总裁李彦宏，是土生土长的山西阳泉人；著名的融创中国董事会主席孙宏斌，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临猗人。还有歌唱家谭晶，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侯马人；电影导演贾樟柯，是土生土长的山西汾阳人；电视新闻人柴静，是土生土长的山西襄汾人。如此等等。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在山西这个一切以“政治”为指向的沉闷环境里，官本位思想、官僚作风、山头作风、媚上作风、形式主义、本本主义……一切保守没落的思想意识全部改头换面，以政治、以正统、以正义的名义，时刻在准备着围剿不符合他们习惯的新思维、新思想。所有的创新观念在这里都难以找到适宜的生存土壤。即便是手握一方重权的省委书记、省长想有所作为，来自上面山西籍政要的横加干涉，和来自下面普通干部群众的“政治觉悟”，也会让他们寸步难行，动辄得咎。

客观而言，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二三十年间，山西作为政治大省，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这样的政治氛围也给山西注入了激荡不息的青春活力，让山西一度焕发出了炫目的光芒。

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上世纪70年代末中央政府义无反顾地率领全国人民奏响改革开放旋律的时候，山西人并没有从潜意识中彻悟“时移则势异，势异则情变”的简单道理。根深蒂固的方向思维和官本位思想几十年来还在像遮蔽了天空的乌云一样笼罩在三晋大地的上空。

陈为人先生把山西这个环境比作“涸辙”，说出了山西作家，乃至所有山西潜在人才的矛盾、纠结和困惑。他在《涸辙之鲋是精神困境的隐喻》（见《歪批诸子》，陈为人著，三晋出版社，年12月第1版）一文中意味深长地讲了“涸辙之鲋”这个寓言故事的来龙去脉：

庄子家里贫穷，所以向监河侯借粮米。

监河侯说：“可以，我马上要收到封邑中的收入，借给你三百两金子，好吗？”

庄子变了脸色，说：“我昨天来，听到呼喊的声音，我环顾四周，看见干涸的车辙中有一条鲫鱼，我问它：‘鲫鱼啊，你是做什么的呢？’鲫鱼回答说：‘我原本是东海海神的臣子，你有没有一升半斗水让我活命啊？’我说：‘可以啊，我要去南方游说吴、越的国王，引西江水接你，可以吗？’鲫鱼生气地说：‘我失去了我平常所需的水，我没有可生存的地方，我只要得到一升半斗水就可以活，你竟然说这些！还不如及早到干鱼店里去找我!’”

这个故事是发人深省的：我只要得到一升半斗水就可以存活，你却用虚无缥缈的一江水来蛊惑我！既然如此，“还不如及早到干鱼店里去找我!”

涸辙之鲋，这就是山西的人才困境——

是山西人自己用自己的双手把他们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聪明孩子”扔进了那个干涸的车辙里去了。

陈为人先生所写的山西作家传记系列，表面上看是写作家个人命运的沉浮史，是写“波澜壮阔”的现代山西文学史，但在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我看到的是一部现代山西人才的“窒息”史，是一部现代山西的“沉沦”史。

——选自李琳之《山西笔记》，北京日报出版社，年版。原标题为“涸辙之鲋：山西的人才困境”，本次发表有增删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国时代》《前中国时代》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中国时代：公元前~前年华夏大地场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前年华夏大地场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三部著作，构成了其从公元前至前年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系，是国内外第一套用考古学结合文献学揭示出黄帝至商亡这三千年历史发展脉络的系列图书。

《前中国时代》入选商务印书馆官方发布的“历史好书60种”榜单。

《元中国时代》入选“百道原创好书榜年榜·人文类”，同时在年“商务印书馆人文社科好书读者投票评选”活动中获得第二名，在“历史的回响”类别中高居榜首。

《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自年6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后,先后入选了长安街读书会年6月第5期好书、百道网年7月好书、中国出版集团年7月好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好书”、今日头条好书等推荐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