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人走西口的原因

山西人走西口归根结底是因为穷。他们穷困的原因并非因为懒情，而是因为山西的自然条件实在太恶劣。清朝山西一个读书人在谈到山西时曾痛心疾首地说“无平地沃士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鱼米之利，乡民惟以垦种上岭下坂，汗牛痛仆，仰天续命”。“汗牛痛仆”的意思就是说牛已经累得浑身大汗了，主人仍要使劲抽赶。在传统社会中，耕牛对于农民来说，不仅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当，还是他们劳作的伙伴。不到万不得已，轻易不会这样拼命使唤。但是即使这样拼命地干，田里产出的粮食仍不够糊口，清朝一个叫任启运的人说“江南二百四十步为亩，山西千步为亩，而田之岁入，不及江南什”。

大同的地方志甚至说大同地区“岁丰，亩不满斗”。土地贫瘠而且人口众多，据康熙时的《山西通志》）记载，仅太谷一个县，当时的人口就超过了二十万。而且在清朝三百多年的时间里自然灾害频繁，山西全省性的灾害就达一百多次，平均三年一次，其中最长的一次旱灾长达十一年。

据官方统计，死于这次灾荒的山西人超过了三百万。如此不利的自然条件人口压力往往会导致社会动乱的产生，中国历史上铤而走险的农民比比皆是，土地和人口问题几乎是所有朝代更替的最初原因，但山西人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宁愿走出去，用勤劳和智慧来缓解生存的压力。同蒙地接壤的山西河（曲）保（德）偏（关）代（县）等晋北地区，地瘠土贫十年九旱，自家地养不了自家人。故从明时开始，就有不少人到“口外”垦地打工赚粮赚钱讨生活。《太谷县志》中记载太谷县的人“耕种之外，成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盂县志》中说“往往服贾于远方，虽数干里不辞”。《寿阳县志）说乡民“贸易于燕南塞北者亦居其半”。

“走西口”的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时生洁”的，另一类是“做买卖”的。讨生活的后来大多移居蒙地成为农民。（当然其中也有做了买卖的）。做买卖的就成了当地人称之的“旅蒙商”，而在旅蒙商中异军突起的就数“晋商”了。所谓讨生活就是在蒙地务农打工或挖甘草创苁蓉。蒙人善牧而不善耕，蒙地多少肥沃的可耕地被闲置。清一统中国后，历史上所谓的＂边境”地带得以较长时间的安宁和稳定，山西人去“ロ外”讨生活的与日俱增。起初清政府和蒙古贵族不允许汉人在蒙地长期居留，这些打工仔只能春去冬归，人称“雁行”。随着时间的流移，统治者意识到这些“走西口”的汉人对开发和稳定蒙地的经济发展有诸多益处，认为对这种逐年扩大的“打工潮”堵不如疏，禁不如管，因而才数度开放蒙禁，将这些流人蒙地的山西人（当然也包括其他内地人）实行编籍入户。这样大量走西口讨生活的山西人就在蒙地拖家带口扎根久居了。

太原、晋中一带的山西人“走西口”，打工务农的不多，拖家带口者甚少，大都是冲着经商做买卖去的。所以直至现在，晋北人称“走西口”为“讨生活”，晋中人则称“做买卖”。尔后在蒙地雄起的晋商中，成为大财东的当数晋中、太原人。当然落户蒙地的讨生活者成为晋商大户的也大有人在。由此看来，由于山西中部贫瘠甚于南部，促使中部商人有更大的冒险和吃苦精神，在电边的地域选择上去的更远，以在塞外经商者居多，他们其中有不少是随军贸易之人，“其筑城驻兵处，则建塞集货，行营进剿，时亦尾随前进，虽锋刃旁舞，人马沸腾之际，末肯裹足，轻生重利其情乎。“（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册，五章，纳兰常安：（行国风土记》）

大盛魁商号是清代山西入开办的对蒙贸易的最大商号，极盛时有员工六七千人，商队路驼近二万头，活动地区包括喀尔略四大部、科布多、鸟里雅苏台、库伦（今乌兰巴托）、恰克图、内家古各盟旗、新乌鲁木齐、库车、伊型和俄国西伯利亚、英科等地，其资本十分雄厚，声称其资产可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铺一条从库伦到北京的道路。康熙时，清政府在平定准尔部噶尔丹的叛乱中，由于军队深入漠北，“其地不毛，间或无水，至瀚海等砂碛地方，运粮尤苦”，遂准商人随军贸易。在随军贸易的商人中，有三个肩挑小贩，即山西太谷县的王相卿和祁县的史大学、张杰。他们三人虽然资本少，业务不大，但买卖公道，服务周到，生意十分兴隆。清兵击溃噶尔丹军后，主力部队移驻大青山，部队供应由山西右玉杀虎口往过运送，他三人便在杀虎口开了个商号，称吉盛堂，康熙末年改名为大盛魁，这就是大盛魁商号的创始经过。

今天声名赫赫的晋商大族，当初走西口时，大多还是一些小商小贩，像曹家的祖先，是推着独轮车卖砂锅的；常家的祖先，在张家口摆推卖布；而乔家的祖先乔贵发，刚到蒙古草原时，甚至连小贩都算不上，他靠卖苦力，给別人拉骆驼为生。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山西人就只能走出去。那首叫《走西口》的民歌，开始在山西的村头、路边响起来。它的歌词其实是妻子送别丈夫，少女告別情郎时说的一些家常话。因为分別之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见面，所以叮嘱的就多一些，琐碎一些，生怕有什么自己想不到的地方。

再舍不得走也还是走了，咬住牙，想着有一天一定要再走回来，后来他们真的回来了。就在这片逼着他们不得不走出去的贫瘠土地上，给妻子、儿女盖起了一座座结结实实、富丽堂皇的院落。这些深宅大院就是在这样的歌声中建立起来的，当然它们不是在一夜之间拔地而起。乔家大院是经过六代人的手才最终完成；曹家大院修建的年代更久远，它的奠基时间是明末清初；常家庄园的主人，曾是山西商人中最大的外贸世家，他们的宅院是经过二百年风雨和整个家族不断的努力才有今天的规模。

几百年过去了，山西走西口的人到底有多少，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能够回到家乡光宗耀祖的人一定是少数。那么又有多少人自从踏上走西口这条路就音信皆无尸骨无收呢？包头有块坟地叫祁太义地，就是祁县人和太谷人买的坟地，这是包头最古老的一个坟地。“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最早在包头立足的就是山西人，也就是买卖人他们有个规定：不发财不回家，那些没发财的，触犯法律判了刑的，丢了面子的祁太人都埋在这个地方。

山西北部，有一个与内蒙古隔河相望的小城一一河曲。至今这里仍保留着一个风俗，每年农历七月十五，都要在黄河放上三百六十五盏麻纸扎成的河灯。这个风俗从清代开始，仪式由德高望重的老船工主持，大家十分庄重地把船开到黄河中央，然后开始一盏一盏把河灯放下去。三百六十五盏河灯，不仅代表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一盏灯还代表了个孤魂，放灯的人希望这些顺流而下的河灯能把客死异的灵魂带回故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