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话山西进士知多少澎湃在线

2023/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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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进士知多少?

我国科举制度从隋朝开皇年间始创,到清朝光绪年间废止,延续了多年,是隋、唐、宋、元、明、清历代选拨人才、铨选官员的重要手段。是在汉代“察举”“征辟”和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之后形成的新型选官制度,克服了以出身和门第选拔人才和任用官员的弊端。

明清以来,科举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通过殿试者称为进士。山西共出现名文进士,在元代以前山西出过状元,明清两代虽然进士众多,却未出现状元,榜眼和探花也很少。但这还是出现了许多有学问之士,比如狄仁杰、文彦博、司马光、杨深秀等政治家,也有王勃、王维、白居易、柳宗元、元好问、陈廷敬等文学家。明清进士总数超过5万人,而山西仅占5%左右,山西无法和江浙相比,但比北方的河北、陕西以及西南诸省好得多。这就说明,虽然唐宋以后全国经济、政治中心南倾,文化中心也随之向江南地区转移,然而,作为华夏文明发源地和传统文化发展中心区域之一的山西,仍具有浓郁的文化内涵和强劲的文化竞争力。

就山西而言也极其分布不均,名进士排在前7位且总数超过名的依次为太原(阳曲)、运城(安邑)、盂县、晋城(泽州)、平定、阳城和洪洞。不难看出这一带是人文荟萃、教育昌盛的地区,太原地区自春秋末年以来就是山西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进士人数排在第一理固使然。晋城从北宋中期开始兴办学校,延请名师,学风蔚然,尤其是北宋著名理学大师程颢出任泽州县令后,“以兴起斯文为过任”,改变了当地“不喜儒术”的乡俗,使之“济济洋洋有齐鲁之风”。就在程颢兴办乡学之后,“熙宁元丰间应召者数百人,登科者数十”。到金、元时期,进士之中更有著名学问家元好问、李俊民、郝经等,泽州也成为北方学术的渊薮之一。在盂县,有初唐名臣张士贵一族,在唐朝以军功显,五代以后则以文学显。

与太原以南的地区相比,晋北地区出于素为中原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相互冲突之地,战乱频仍,民生劳顿,加之少数民族尚武之风的浸染,使这一地区在民族交融中文化气息淡薄,进士的人数就相对较少一些。

其实,还有若干问题足以给我们启示:

从历朝历代和各个地区进士的多寡不同来看,只有在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教育兴盛的情况下,才会人才辈出。明清两朝是中国古代社会相对兴盛的时期,各项制度趋于完善,社会较为稳定,因此,这一时期的进士最多。在多年的科考时代,全国共有近10万名进士,明清时期的占到60%左右。清代的山西共有所书院,主要集中在政治中心太原地区和经济发达的河东诸县,而这两个地区正好是明清进士较多的地方。

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家庭文化传统和家庭教育至关重要。历代山西进士中出自同一家庭、同一家族的占有很大比例。如金代天会六年,定襄的孙氏兄弟3人同榜进士,永济的敬氏兄弟5人同为进士。到了清代,文水郑氏有12人中进士,代县冯氏百年之中永不落榜,有15人连中进士。

晋商的人才观念发人深省。在历代山西进士中,出自于晋商之家的人数很少。像平遥这样一个汇通天下、富甲一方的县份,清代只有7名进士。这一现象看似令人费解,其实正说明在明清这样社会面临转型的时代,山西商人中,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千军万马赶科考并不是成才的唯一途径,通过科举而晋升做官也不是人才的唯一标准。有太多的山西商人通过商业成功实现了自身价值和个人抱负,他们自然就会要求子弟优先选择经商致富、报效社会的道路。这种全新的人才观念既是晋商文化的特色之一,也是山西先民们思想开放、与时俱进的有力表现。

?本期文章素材来源于“太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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