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列强在华经济势力的扩张

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加强了对外资本输出和掠夺殖民地。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的主要形式有:除已有的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外，年俄国又在中国开设华俄道胜银行，年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也在上海设立分行。同年日本台湾银行在台北设立总行，不久又在福建等地设立了分行。这些新开设的外国银行不仅为商品输出服务，而且成为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执行机构。如华俄道胜银行公开打着华俄合资的招牌，却在章程中单方面规定:在中国境内承包税收，经营有关中国国库的各项业务，在中国政府授权下，发行货币，经手偿付中国政府债务，修建中国境内的铁路及安装电线等，从而扩大了对中国掠夺的范围。

年中日战争以后，日本在中国的势力扩大，引起英国、俄国、法国、德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这些资本主义国家都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开始由资本输出取代商品输出，都急于把过剩的资本输出到中国。他们对中国的侵略方式，开始注重采取政治借款的方式，趁向清政府借款之机，附加一系列的政治条件，扩大侵略权益。《马关条约》中规定清政府要在三年内向日本赔款白银2亿两，第一年就应该交付1亿两，又加上万两的赎辽费。但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多万两，扣掉支出，几乎没有剩余，要想偿还对日赔款，只有借债。清政府急于借款，列强急于放债，于是清政府分别于年、年、年签订“俄法借款”、“英德借款”、“英德续借款”。这三笔借款，总额为3亿两。这三笔借款，和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前的外债不同。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因为战争的需要，以海关收入作担保向英国和德国的银行借过四笔外债。这些借款虽也带有政治性，但就其条件与性质而言，仍与甲午战争前的外债相似，和甲午战争以后的借款有区别。

“俄法借款”总额为4亿法郎，折合白银余万两，由四家俄国银行和六家法国银行分摊贷给，分36年还清。清政府以海关收入为抵押，关税收入有首先担保归还的义务。如果不能如期归还，由俄国和法国的银行团继续付给，但中国必须用其他收入作担保，如何担保，由双方共同商定。借款同时规定，清政府允许俄国但不允许其他国家干涉中国财政。这些条款明显地含有政治目的。“英德借款”借款总额为万英镑，折合白银余万两，由英国汇丰银行和德国德华银行分摊贷给，以海关收入为担保，分36年还清。在清政府偿还全部借款前，必须保证中国海关税务司的职务继续由英国人担任。“英德续借款”借款总额折合白银1.12亿余两，仍由汇丰、德华两银行贷给，分45年还清，以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等处货厘及宜昌、鄂岸盐厘为担保。如果上述收入还不能还清债务，海关总税务司有权要求从其他渠道补足。这样，通过借款，英国迫使中国同意英国人把持总税务司的职务，监督和控制中国最重要的财政来源关税，而且期限长达45年之久。

这些借款，不仅利率高，而且都附有政治条件，使得帝国主义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部分内地的盐税、厘金、外贸和运输;也使亏空骤增的清政府进一步加深了对帝国主义的财政依赖。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加强沿海国防，计划修建卢汉(卢沟桥至汉口)、津卢(天津至卢沟桥)等铁路。列强又竞相夺取中国各地的铁路修筑权，以便控制中国的交通命脉，巩固和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俄国通过《中俄密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夺取了修筑中东铁路及其支线的特权。年至年，俄国联合法国，利用比利时银行团直接取得卢汉铁路的修筑和经营权，暴露了俄国越东北而南下、同英国在长江流域分庭抗礼的野心。年，德国取得修筑胶济(青岛至济南)铁路及沿线利权。英国则向清政府提出建造天津至镇江、山西经河南至长江沿岸、九龙至广州、浦口至信阳、苏州经杭州至宁波五条铁路线的要求。至此，英俄两国对峙已成水火。

当英国提出修筑津镇(后改为津浦)铁路时，德国又向清政府表示在山东境内有修筑铁路的独占权。英国不得不与德国进行交涉，最后两国资本家就平分津镇铁路建筑权达成协议，规定从天津至山东南境一段由德修建;镇江至山东南境一段由英修筑。全线竣工后，由双方共同经营。美国在争夺津镇铁路的过程中受到英、德两国的排挤，很不甘心，便于年4月夺取了粤汉铁路的借款权和承筑权。不久，美西战争爆发，修建粤汉铁路的计划暂时被搁置起来。这时，德国倡议欧洲各国干涉美西战争。英国便乘机以反对这一倡议作为交换条件，于年2月与美国签订协定，议定美国所取得的粤汉铁路允许英国投资，英国所取得的广九铁路也允许美国投资，从而瓜分了粤汉和广九两条铁路的投资利权。帝国主义国家在甲午战争后短短几年中，就夺取了中国长达1万余公里的铁路投资权和修筑权。同时控制了铁路沿线的大批土地和资源，使这些中国地方的领土主权名存实亡。

甲午战争后，列强取得了在华投资开矿的权利。年，美国首先和中国“合办”门头沟煤矿。从此，列强纷纷行动起来，与清政府签订“矿务”合同，争夺开采矿山的权益。至年，美国先后夺取了山西平定、盂县煤矿的开采权和四川麻哈金矿的开采权;俄国除了取得中东铁路及其支线的开矿权外，还攫取新疆全省金矿的开采权;英国夺得四川全省和山西盂县、平定、泽州(今晋城)、潞安(今长治)与河南怀庆附近及黄河以北地区的矿产开采权，又得到开采热河朝阳煤矿的利权;法国相继取得四川灌县、键为、威远、綦江、合州(今合川)、巴县煤矿和全省金矿的开采权;德国先后争得山东胶济铁路两旁和沂水、沂州(今临沂)、诸城、潍县(今潍坊)、烟台等地矿产的开采权。

对于外国在中国建立加工工厂，在19世纪80年代前，清政府并不加以限制。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已经在中国非法地开设了不少工厂。从年到年，中国的外资工业数量达家，根据《马关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所以甲午战争后，日本获得在中国建立加工工厂的权力。通过利益均沾其他列强也获得此项权利。外国在华设厂不仅数量增多，而且规模也扩大了。至年间，列强在华设厂总数激增到家，仅年设立的英国怡和纱厂、老公茂纱厂、协隆纱厂、德国瑞记纱厂与美国鸿源纱厂五家，资本就达.2万银元，为同期华商新设纱厂资本总和的一倍。再如英商耶松船厂，于年合并上海的祥生与和丰船厂，资本达到白银万两，几乎垄断了中国东南沿海的船舶修造业。

中国的进出口货物均被少数外商垄断，对外贸易早已掌握在外商手中。随着外国商品的大量畅销和农产品的大量输出，到19世纪末，中国的国内市场也已经为外商所控制。他们以雄厚资金为后盾，操纵市场，任意抬高或压低货价。中国的商业资本不得不仰承外国资本的鼻息，或成了替外国资本家推销商品和收购原料的工具。这个时期列强对华商品输出继续增长，中国的入超越来越严重。在至年，每年平均进口总值为1.4亿多海关两，出口总值为1亿多海关两，入超额是多万海关两。而至年，每年平均进口总值为2.1亿多海关两，出口总值为1.5亿多海关两，入超额增至多万海关两。中国的出口货物中，除茶、丝之外，毛类、豆类等原料作物和草帽缏的出口量迅速增加。进口的货物中，又以棉布、棉纱、煤油、纸烟、面粉、钢铁、杂货等日用工业品居多，很少有工矿企业的机器设备。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进一步加速了中国城乡手工业的破产。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沿海地区，而且在内地也日益明显。例如由于煤油输入的激增，中国的白蜡制造业逐渐衰落，植物油的销售也在部分地区受到排挤，土纱土布被洋纱洋布排挤的程度更为严重。甲午战争后列强在华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给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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