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抗清烽火燃遍全国

多尔衮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顺治二年闰六月甲申，阿济格的捷报到京，说李自成、刘宗敏及其妻妾家属全部被杀，一些人被活捉，俘获大量船只、驼马。此后，又得左梦庚率部归降，得兵十万，船四万。于是多尔衮更意骄志满，认为河南、湖广、江西、江南等处尽皆归顺，大事已定。两天后，多尔衮召见内院大学士，问:“金陵已经平定，其余各省是否应该马上派人带诏书去招抚啊?”大学士们认为应让当地抚按官亲自去招抚，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责任，所以一定处置得很细。过了几天，多尔衮接见六部和都察院的臣僚时又提起这事，说:“江南平定了，人心归附，若不乘这个机会一统天下，岂不要坐失机会?你们一定要同心协力，共建大功。”吏部侍郎陈名夏和都察院副都御史刘汉儒连忙说:“应天府、江西、湖广已经属于我们，应该快些派抚按官前去安抚，早去一天，百姓早受一天好处。

”多尔衮道:“没有平定的地方，应用大臣先去招抚，跟着再设抚按。”刘汉儒又说招抚者必须是能力非常强的人，陈名夏则毛遂自荐，认为自己对江南很熟悉，愿意充当此任。但此时内院已决定让洪承畴去招抚江南，多尔衮遂说:“我也见他做得来，诸王也推荐说他好，所以令他南去。”果然，第二天(十三日癸巳)就正式宣布，令内院大学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洪承畴以原官总督军务，招抚江南各省。十天后，又命恭顺侯吴惟华为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军务，招抚广东;礼部左侍郎孙之獬以同样官阶招抚江西;尚宝寺卿黄熙允招抚福建;原大同巡抚江禹绪招抚湖广;刑部郎中丁之龙招抚云贵。七月丙辰，又以都督同知谢弘仪招抚广西。显然，多尔衮的如意算盘是企图不费一兵一卒，使长江以南各省传檄而定。

该多尔衮自尝自酿的苦酒了。顺治二年闰六月，明大学士钱肃乐约总兵王之仁、黄斌卿、张名振的军队在鄞县起事，随后奉明太祖第十世孙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颇有复兴的气象，并在十月连战十天，给清军以重创。时人评论说:“清兵南下，至兖、至豫、至淮扬，以及入金陵、下苏杭，所至逃降，莫敢以一矢相抗者。至是而始与之战，战而且捷，真三十年来未有之事。”当时曾目睹这一切的一个外国教士记述道:“鞑靼人……可以同样容易地占领浙江南部的所有城镇，但是，当他们宣布了薙发令之后，士兵和老百姓都拿起了武器，为保卫他们的头发拼死斗争，比为皇帝和国家战斗得更英勇。……但他们没有继续发展胜利，只满足于保住了自己的头发，在南岸设置防线同鞑靼军队对垒。鞑靼远征军就这样被阻挡了整整一年。”

大致比鲁王监国早十天，从长江上逃出来的郑鸿逵、郑彩把唐王朱聿键接到福州，与郑芝龙、黄道周等共立他为帝，改元隆武。唐王政权建立之初，也颇想有所作为，在仙霞岭一线一百七十处设兵把守，以十万兵守，十万兵攻，决定于第二年春天自浙东、江西而出。但是可怜得很，这些政权都把握在一些手握重兵的军阀手中，他们的抗清又往往是为了自己的某种目的。如鲁王政权的方国安尤其横暴，与其他将领争饷，一些守江将领打了胜仗之后又每天饮酒听戏，吹拉弹唱的声音传出百里之外。如唐王政权的郑芝龙原系海盗出身，他以缺饷为名，到处搜刮民财，甚至让官员出俸禄助饷，还卖官鬻爵。民间纷纷传言:“清兵如何来得这么迟!”除此之外，两个政权还为争夺正统而发生矛盾，福建向绍兴发下诏书，绍兴则派兵征闽，大敌当前而同室操戈，失败还不是必然的么?顺治三年六月，清兵趁天旱水浅，渡过钱塘江，方国安投降，鲁王逃入大海。郑芝龙得此讯后，借口去征剿海寇，率兵扬帆而去。清兵从容越过仙霞岭，朱聿键企图逃往江西附何腾蛟，被清兵追上杀掉。

当年十一月聿键的弟弟聿癊在广州建立的绍武政权就更短命了，存在了不到四十天。十月在肇庆建立的桂王永历政权也是先天不足，建立不久就被清军追得东奔西跑，要不是一些抗清比较坚决的明朝将领和农民军余部的支持，恐怕也早就寿终正寝了。南明诸政权只不过是全国抗清斗争中的一杆旗帜，其他抗清的重要力量还有农民军余部和各支地方武装及明朝遗民组织的队伍。李自成牺牲后，大顺军余部进入湖南，李过、高一功、郝摇旗等以合营的方式与南明何腾蛟、堵胤锡等部联合抗清，这才掀开抗清斗争新的一页。当年年末，招抚江西之孙之獬即向多尔衮汇报，说联军“一只虎、黄朝宣等甚狠甚横，佟督败过一阵，折去万人，未知曾报皇叔父否?”湖北巡抚马兆盿也飞章告急，说皇上要不急发大兵救援，恐怕已经安定的疆土，又不是朝廷所有了。于是，多尔衮急令到江南代替多铎的平南大将军勒克德浑率兵征剿，何腾蛟、郝摇旗等率部与其激战于岳州、藤溪、湘阴一带，取得大捷。顺治四年到五年，李过、高一功等的忠贞营，马进忠、牛万才等的忠武营分别奋战，连克常德、辰州、湘潭、衡州、郴州等地，瞿式耜飞报“恢复大捷”，永历帝也下诏褒奖“李赤心、高必正等雄冠诸军”，让他们继续恢复江西，然后“鼓行东下”。就在这时，传来降清将领金声桓、王得仁在江西，李成栋在广东倒戈的消息，降清明臣钱谦益也在江浙暗中筹划，与永历政权书信往还，企图里应外合。

这一连串的胜利和形势的变化，使抗清斗争一度进入高潮。而多尔衮则大出意外，连忙使出浑身解数来对付这迫在眉睫的危险。但是，正如当时一个外国传教士所看到的:“尽管鞑靼人谨慎地戒备着，他们的帝国仍然不稳定，经常的叛乱威胁着他们。”顺治三年正月，多尔衮在屡次招降不果后，便命肃亲王豪格率兵征讨张献忠，后两军在四川西充凤凰山相遇，张献忠不幸牺牲，但其余部却在孙可望、李定国、白文选、艾能奇四将军统领下迅速振作起来，经贵州进入云南，其刘文秀部不久回师四川。他们后来也与南明永历政权联营，接连掀起抗清高潮。除南明政权与农民军余部的抗清斗争需要多尔衮认真对付之外，遍布全国的地方起义也使他颇费周折。顺治二年九月，他发现近来一段“土贼窃发”，下令在直隶顺德府、山东济南府、德州、临清州、江北徐州、山西潞安府、平阳府、蒲州八处派驻重兵防守。其中山东榆园军从顺治四年起，连克十余州县，大败清军。同时，山西大顺军又在交城、盂县、五台一带暴动，后继续坚持于吕梁山区。南方人民的起义更是风起云涌。自多尔衮让勒克德浑、叶臣和洪承畴在江南代替多铎之后，他们几乎一直忙于镇压反清斗争。洪承畴到任不久，就发现“沿海逆党尚多，又常州、镇江与江宁地方接壤，湖中贼众勾合土贼，登岸焚劫。

发兵驰剿则驾舟入湖，难以穷搜;兵回则所在肆抢，防御甚难”，开始叫苦连天。他就任江南招抚才一年半，就因为事务冗繁，双眼模糊，“看字十分艰难”。根据《清世祖实录》的不完全统计，从顺治二年七月起到五年七月止的三年中，关于反清斗争及清兵镇压的记录就达一百二十条左右，而官书未载的小规模造反更是不计其数。其中除了南明政权及大顺军余部的斗争外，还有朱姓子孙、地方藩王的个别反抗，其中遭到镇压的有死于淮安的新昌王、起于太湖的樊山王朱常癎、山东的宁阳王朱翊癏、死于金华一带的蜀王朱盛浓、乐安王朱谊石、反于湖南的荣王之子朱松、贵溪王朱长标、在贵州及广西的南威王朱寅卫、长沙王朱由栉等多人。另外，湖南、广西、贵州的苗民、瑶民也都纷纷参加了反清起义，特别是甘肃、宁夏的回族人民起义，声势浩大，当地官军无法弹压，多尔衮只得派固山贝子吞齐为平西大将军，率军前去征剿。当时满洲贵族中除豪格、勒克德浑等经常在外作战以外，又先后派出多罗贝勒博洛、固山额真图赖、谭泰、何洛会以及孔有德等高级将领出征福建、江西、两广等地，南北驰驱，纵横万里，一时剿不胜剿，防不胜防。

到这个地步，多尔衮只得继续采取他的高压政策——坚决镇压。他曾在江宁巡抚土国宝的奏章上批道:“强贼当阵擒获的，许立即正法。其余罪应决不待时的，但不待秋审，仍著驰奏请旨。”死于嘉定守城之战的江南名士侯峒曾之子侯玄睞与叔叔侯歧曾的亲家顾咸正，以及夏完淳、谢尧文等人密谋联合南明总兵黄斌卿起义反清，不幸事泄，多尔衮当即批示，“顾咸正等三十四名即就彼处斩”。山西反清首领刘迁被清军杀害后，妻子投崖身死，侄儿侄媳或被杀或自缢，只剩一个幼子五小子。多尔衮见报告后即下令:“刘迁幼子五小子即就彼正法，该部知道。”为了斩草除根，竟连小孩子都不放过!对大小官员在镇压反抗的过程中是否尽职，多尔衮也要求十分严格。天津巡抚曾向他报告盐山县一次打败起义军的功绩，多尔衮一眼就看出报告中的破绽，朱笔批道:“报告中说贼有四百人，如今只抓到几人，就敢侈言立功?著察奏。该部知道。”顺治四年九月，淮安一带义军攻占庙湾，游击潘延吉、同知耿嘉乐弃城逃跑，被多尔衮下令革职提问。顺治五年二月，因大顺军攻克贵溪、弋阳两县，江西湖东分守道成大业遭到降二级的处分。同时，因对“降贼”不注意管束，革山东巡抚张儒秀职，降霸州道刘有道一级。甚至一个满洲将官在征剿四川时，因为经常跋山涉水而口出怨言，就遭到挨一百皮鞭、革职、罚款的处分。

京城之外烽火连天，多尔衮连发大兵四下征剿，都下必然空虚，他怕降清明官与外面造反的里应外合，因此也对眼前十分防范。据说江北四镇之一的刘泽清投降后住在北京，多尔衮赐给他自己用的侍女三人，刘泽清非常喜爱，凡事也不避着她们。后他与李化鲸约好起事，被多尔衮安插的这几个女间谍揭发出来，不仅李化鲸曹县起义立即被镇压，刘泽清自己也被凌迟处死。但是，不管多尔衮怎么防范，如何镇压，各地起事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闽浙总督陈锦曾哀叹:“我兵分头攻剿，必然造成力量单薄;我兵如果聚集一处，又必然顾此失彼。”而且士兵都是由全国各地抽调而来，时间一长，未免想家，所以逃亡不断。因此，直到多尔衮离开人世，他也没能看到一个他所希望的“太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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