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居县衙旧址与盂溪水道的变迁

历史上仙居县衙地址变迁一直是个迷。据现存的最早县志《万历仙居县志》记载：“县治旧在花井街北，晋羊忻迁之青圭前。”花井街或即后来所说的西郭垟花井栏一带。不过，这种说法已被后世修志者所否定，盖仙居立县在东晋永和年间，羊忻为第一任县令，不大可能一立县就迁址。大约到了清代康熙年间，关于仙居县衙的变迁出现了以《康熙仙居县志》为代表的“三迁”的说法：一迁在东晋时期，即立县时的旧址“知县基”；二迁在唐代，迁徙至了“知县基”稍北的金家店；三迁在宋代建炎年间，迁徙至了青圭前。而这“三迁”的说法到了修纂《光绪仙居县志》时又被否定了——当时的修纂者认为县衙只迁了两次，即从金家店迁到了青圭前，时间是在唐上元二年。

《康熙仙居县志》的一大优点结合了父老传说。如其关于仙居诏改县名的具体时间为宋景德四年（）的四月三十日，即民间传说的王温升天的日子，虽然有点荒诞不经，但其关于县衙的迁徙还是有点道理的。按是志引用父老之说云：“西郭垟之北有松底垟，土人呼为知县基者，在汤公岩之西南；而盂溪、金家店则在汤公岩之北，是两地所隔在一山，前后相去正复不远。且古老相传皆言盂溪之水，前流于松底垟之西而出，后徙于金家店之东南流至光明山前及平水庙阙口，至官塘西漩而出，后则渐徙而东流于白水溪。盖当永和羊忻之时，松底垟西首之水必安流无恙，故可建治；及后则溪水冲激，故至唐则迁治盂溪。”又“钓鱼台、岩老堂之故迹在西郭垟之北，岿然尚有存者”。由此可见，《康熙仙居县志》推断县衙有过三次迁徙是以传说和古迹为依据的。

清光绪年间修志时否定《康熙志》的说法依据主要是《赤城志》。其中，代表人物有李芳春和王棻。该二人认为，旧志中所说的盂溪即后来的青圭前的地址，可能是个村落，名叫盂溪村；理由是《赤城志》关于官衙、庙宇的相关记录都未曾提及迁徙，而《康熙志》之所以出现三迁的谬误，原因可能与宋宣和年间吕师囊作乱时县衙被焚毁，县城重筑有关。不过，李、王二人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问题也很多。如为何故老相传宋陈襄时县衙在西郭垟，且有钓鱼台、岩老堂遗迹岿然；还有如关于显庆寺的记录，旧志有认为该寺从紫箨山迁下来后，最先的寺址是在光明山，而后来关于该寺的迁徙情况记录也是语焉不详，有经过篡改的可能。

考量历代关于仙居县衙迁徙的说法，笔者以为三迁还是存在可能的。盖东晋至唐时在松底垟，唐至北宋宣和之前，在金家店；宣和之后即建炎年间开始，在青圭前。个中原因则与盂溪水道的变迁及战乱有关。前者，东晋至唐的松底垟时期，盂溪水道可能自大庙前开始向南流，至现今西灿一带向西，过西郭垟北，与三桥溪相汇，至船山处向东折，汇入永安溪，这也就是旧志所说的三桥溪中的一溪为盂溪和故老相传盂溪在松底垟西首的原因；后者，唐代至宋前期金家店时期，金家店在松底垟西北，盂溪之水东移至光明山前，至官塘西漩经西郭垟南与三桥溪相汇，这也就是陈襄可以凿池引水建钓鱼台、习坎亭的原因；而至宣和年间时，县衙被焚，则迁徙至了青圭前，随后盂溪的继续东徙与白水溪合流，为防止水患，所以又建了大、小官墙。不过，因为《赤城志》修纂时，距离该次迁徙已经两百多年，加之陈耆卿又非仙居本地人，所以相关记录也就语焉不详了。